又如《淮南子·原道训》文中有“夫道者，覆天载地，廓四方，柝八极”四句，高诱注云：“道无形而大也。廓，张也。柝，开也。八极，八方之极也，言其远。柝读重门击柝之柝也。”[8]
从以上举例中可以看到，注，衹要需要随断随注，可就一段、一句、一词进行解释，内容涉及任何方面不受限制。
（二）传（zhuàn）
《说文解字》云：“传，遽也。”[9]汉刘熙《释名》云：“传，传也。人所止息而去，后人复来，转转相传，无常主也。”[10]三国张揖《广雅》有“谚、译、肤、禅、传也”一条，王念孙注云：“传车驿马，皆取传递之义。”[11]看来这些传世较早的文字学文献都把“传”视作“驿车”“驿舍”为其本义了，当然由此可引申出传达、传授、解释等义。
其实“传”在古籍注释中很早就是指注释或阐述经义的文字了。《公羊传·定公元年》有一句“主人习其读而问其传”，东汉何休注云：“读谓经，传谓训诂。”[12]《汉书·淮南衡山济北王传》文中云：“初，安入朝，献所作《内篇》，新出，上爱秘之，使为《离骚传》。”师古曰：“传为解说之，若《毛诗传》。”[13]像儒家经典《春秋》，它很早就有了《左传》《公羊传》《谷梁传》，即所谓的“春秋三传”，它们或以增加内容、事实为主，或以阐述经文的微言大义为主，或以唯传大义、平正立论为主。无论怎样，都是以儒家经典为纲，起着注释的作用。《汉书·艺文志》中《尚书》一节有《传》四十一篇，是专门注释《尚书》的。《诗经》一节也有《齐后氏传》《齐孙氏传》《韩内传》《韩外传》《毛诗故训传》[14]等五部，也是专注《诗经》的。
比如《春秋·庄公二十五年》原文云：
二十有五年春，陈侯使女叔来聘。夏五月癸丑，卫侯朔卒。六月辛未朔，日有食之。鼓，用牲于社。伯姬归于杞。秋，大水。鼓，用牲于社、于门。冬，公子友如陈。
《左传》云：“二十五年春，陈女叔来聘，始结陈好也。嘉之，故不名。夏六月辛未朔，日有食之。鼓，用牲于社，非常也。唯正月之朔，慝未作，日有食之，于是乎用币于社，伐鼓于朝。秋，大水。鼓，用牲于社、于门，亦非常也。凡天灾，有币无牲。非日月之眚，不鼓。晋士蔿使群公子尽杀游氏之族，乃城聚而处之。冬，晋侯围聚，尽杀群公子。”[15]
《公羊传》云：“日食则曷为鼓用牲于社？求乎阴之道也。以朱丝营社，或曰胁之，或曰为闇，恐人犯之，故营之。其言于社于门何？于社，礼也。于门，非礼也。”[16]
《榖梁传》云：“其不名，何也？天子之命大夫也。言日言朔，食正朔也。鼓，礼也。用牲，非礼也。天子救日，置五麾，陈五兵、五鼓。诸侯置三麾，陈三鼓、三兵。大夫击门。士击柝。言充其阳也。其不言逆，何也？逆之道微，无足道焉尔。高下有水灾，曰大水。既戒鼓而骇众，用牲可以已矣。救日以鼓兵，救水以鼓众。”[17]
《三传》以不同的文字内容诠释着其经《春秋》。
再如《诗经·周南·葛覃》云：“葛之覃兮，施于中谷，维叶萋萋。”毛亨传曰：“兴也。覃，延也。葛所以为絺綌，女功之事烦辱者。施，移也。中谷，谷中也。萋萋，茂盛貌。”[18]
以上例子帮助，较早古籍注释中之“传”，以经文为本，“传”或补充事实，或阐发文句含义，或进一步帮助个中道理，或解释经文中之字词。总之，都是围绕儒家经典文句进行的。后来随着典籍特别是史、子、集部文献的大量出现和日益发展，传已不再专属于经典，而和注已无区别。
（三）疏
《说文解字》云：“疏，通也。”[19]《释名》云：“纺麤丝织之曰疏。疏，寥也，寥寥然也。”[20]《广雅》云：“疏，识也。”[21]这些文字学典籍释意虽不一致，但还都能引申到“疏通”意义上。
古籍中对于“疏”的解释还是很多的。唐李隆基在《孝经序》文中云：
“是以一章之中，凡有数句；一句之内，意有兼明。具载则文繁，略之又义阙。今存于疏，用广发挥。”宋邢昺疏：“正义曰：‘此言必须作疏之义也。发，谓发越。挥，谓挥散。若其注文未备者，则具存于疏，用此义疏，以广大、发越、挥散夫子之经旨也。’”[22]
宋程大昌《演繁露·注疏笺传》文中云：
后世之名注疏者，先列本文于上，而着其所见于下。其曰“注”者，言本文如水之源，而其派流之所分注如下文所言也。至其曰“疏”者，则举注而条列之，其伦理得以疏通也。[23]
清刘献廷《广阳杂记》云：“古书有注复有疏，疏以补注之不逮，而通其壅滞也。”[24]《四库全书总目·周易正义》文中云：“是虽（王）弼所未注者，亦委曲旁引以就之。然疏家之体，主于诠解注文，不欲有所出入。”[25]鉴于此，便産生“疏不破注”之说，谓对于儒家经典疏通阐发不突破原注的界说。在《十三经注疏》中就有《周礼注疏》《仪礼注疏》《春秋公羊传注疏》《春秋榖梁传注疏》《论语注疏》《孟子注疏》《尔雅注疏》《孝经注疏》等，它们一律保持着经文、注文、疏文这样三个层次，注文是对经文的注释，疏文不仅注释经文，而且对注文也进行诠释。但后来的一些疏文，并不一定遵循“疏不破注”之成规，而变得宽泛和自由。
比如，《周礼注疏·玉府》文中云：
“玉府掌王之金玉、玩好、兵器，凡良货贿之藏。”郑玄注：“良，善也。此物皆式贡之余财所作。其不良，又有受而藏之者。”好，呼报反，及《内府》皆同。藏，才浪反，注同。贾公彦疏：“云‘掌王之金玉玩好兵器’者，言玉府以玉为主，玉外所有美物，亦兼掌之。言‘此物皆式贡之余财所作’者，案上《大府》云‘式贡之余财以共玩好之用’，彼玩好之中兼有金玉、兵器，故知式贡余财也。云‘其不良，又有受而藏之者’，即上《大府》云‘受藏受用之府’是也。”[26]
再如，《孝经注疏·诸侯章》有“《诗》云：‘战战兢兢，如临深渊，如履薄冰。’”三句，李隆基注：
“战战，恐惧。兢兢，戒慎。临深恐坠，履薄恐陷，义取为君恒须戒慎。”邢昺疏：“《正义》曰：‘夫子述诸侯行孝终毕，乃引《小雅·小旻》之诗以结之，言诸侯富贵不可骄溢，常须戒惧，故战战兢兢，常如临深履薄也。’”“《正义》曰：‘此依郑注也’。案《毛诗传》云：‘战战，恐也。兢兢，戒也。’此注‘恐’下加惧，‘戒’下加慎，足以圆文也。‘恐坠’谓坠入深渊，不可复出。‘恐陷’谓没在冰下，不可拯济也。云‘义取为君常须戒慎’者，引《诗》大意如此。”[27]
后“疏”常和“注”合为一词，统称为“注疏”，而成为注释的代名词。
（四）笺
对于“笺”字，《说文解字》解释为“表识书也。”[28]此四字并不太好理解。《辞源》这样阐释：“笺，注释古书，表明作者之意，或断以己意。汉郑玄注释诸经，皆称‘注’，独注《毛诗》称‘笺’。”[29]《汉语大词典》给以更多的文字描述：
笺，本指狭条形小竹片，古代无纸，用简策，有所表识，削竹为小笺，系之于简。《毛诗》篇首“郑氏笺”，孔颖达疏：“郑于诸经皆谓之‘注’。此言‘笺’者，吕忱《字林》云：‘笺者，表也，识也。’郑以毛学审备，遵畅厥旨，所以表明毛意，记识其事。故特称为笺。”后因以称注释古书，以显明作者之意为笺。[30]
比如，《诗经·关睢》云：
“求之不得，寤寐思服。”毛亨传曰：“服，思之也。”郑玄笺云：“服，事也。求贤女而不得，觉寐则思职事当谁与共之乎？”“悠哉悠哉，辗转反则。”毛亨传曰：“悠，思也。”郑玄笺云：“思之哉！思之哉！言己诚思之。卧而不周曰辗。”[33]
在后来的古籍注释中，真正用“笺表识书”意进行的很少见到，更多的是以“笺证”“笺注”等形式出现，就是注释之意了。
（五）训
《说文解字》释“训”为“说教也”。[34]《尔雅·释诂》云：“训，道也。”[35]《周礼·地官》有“土训，掌道地图，以诏地事。”郑玄注云：“道，说也。说地图，九州形势山川所宜，告王以施其事也。”又有“诵训，掌道方志，以诏观事。”郑玄注云：“说四方所识久远之事，以告王观博古。”[36]唐陆德明《经典释文·尔雅音义·释训第三》文下云：“张揖《杂字》云‘训者，谓字有意义也’。案《释诂》以下三篇皆释古今之语，方俗之言，意义不同，故立号亦异。至于训释坟典，其实一焉。”[37]以上帮助“训”字原本就有“说教”之义，进而引申出“阐明”“注释”等含意，并用在有关注释的书名上。
比如，《汉书·艺文志》中有“《淮南道训》二篇”，其下还注明“淮南王安聘明《易》者九人，号九师说”，[38]还有“《毛诗故训传》三十卷”。[39]《隋书·经籍志》中“《春秋释训》一卷，贾逵撰”“《汉书音训》一卷，服虔传”“《汉书续训》三卷，梁平北谘议参军韦稜撰”[40]等。此类书籍流传至今的很少能见到，仅《汉书音训》还可从顔师古的注中见到一些例子。
例如，《汉书·高帝纪》文中云：“田儋与从弟荣、横起齐，自立为齐王。”服虔《音训》云：“儋音负担之担。”[41]
再如，《汉书·宣帝纪》文中云：“幸万岁宫，神爵翔集。”服虔《音训》云：“万岁宫在东郡平阳县，今有津。”[42]
从以上例子中可以看出，“训”与“注”并没有什麽不同。
（六）故
在《汉书·儒林传》中有“景帝时，（丁）宽为梁孝王将军距吴楚，号丁将军，作《易说》三万言，训故举大谊而已，今《小章句》是也”一段，唐顔师古注曰：“故谓经之旨趣也。它皆类此。”[43]同样在《汉书·刘歆传》中有“初《左氏传》多古字古言，学者传训故而已，及歆治《左氏》，引传文以解经，转相发明，由是章句义理备焉”一段，师古亦曰：“故谓指趣也。”[44]看来“故”很早就有“旨趣”“含义”之意，并进一步引申而有了“阐释旨趣”之说，用在了典籍注释中。《汉书·艺文志》就有《大小夏侯解故》《鲁故》《齐后氏故》《齐孙氏故》《韩故》《杜林苍颉故》[45]等注《尚书》《诗经》《苍颉》这些典籍的作品。
不少人认为，在注释古籍意义上，“故”通“诂”。诂，也是古籍注释中常见的名称之一。《说文解字》文中即云“诂，训故言也”。[46]《集韵》释“诂”为“通古今之言也”。[47]唐陆德明《经典释文》说得更全面详细，诂“音古，又音故，樊光、李巡本作故。《说文》云‘诂，故言也’。《字林》同。张揖《杂字》云‘诂者，古今之异语也’。”[48]
带“诂”字的古籍注释著作汉代就有何休的《春秋公羊解诂》、王隆的《汉官解诂》。《隋书·经籍志》中有贾逵的《春秋三家经本训诂》十二卷，张揖的《古今字诂》等。[49]
例如，《春秋公羊传》就是何休为其作“解诂”的。《春秋公羊传·隐公二年》云：
（《春秋》）曰：“夏，五月，莒人入向。”（《公羊传》）曰：“入者何？得而不居也。”（何休《解诂》）曰：“入者，以兵入也。已得其国而不居，故云尔。凡书兵者，正不得也。外内深浅皆举之者，因重兵害众，兵动则怨结构祸，更相报偿，伏尸流血无已时。诸侯擅兴兵不为大恶者，保伍连帅，本有用兵征伐之道，鲁入杞不讳是也。入例时，伤害多则月。”[50]
再如，汉新汲令王隆仿《凡将》《急就》篇四字一句，为《汉官》作注，名《汉官解诂》。其在“光禄勋”下云：“光禄大夫，谏议大夫，揖让群卿，四方则之。”[51]
（七）章句
章，《说文解字》释为“乐竟为一章”，[52]即音乐演奏完一曲为一章。后亦指诗、文的段落、篇章。《左传·文公十三年》就有“子家赋《载驰》之四章，文子赋《采薇》四章”[53]之例句。句，《集韵·去声上·遇韵》释曰：“句，词绝也。”[51]指的是说话用词造句需停顿或完结的意思，而《庄子·骈拇》文中所云“骈于辩者，累瓦结绳窜句，游心于坚白同异之闲，而敝跬誉无用之言非乎”[52]之“句”，讲的就是今日“句子”的含义。在古代文献典籍中，又往往出现把二者并列在一起的情况。如《玉篇·句部》：“句，止也，言语章句也。”[53]《文心雕龙》甚至列“章句”为其《创作论》之一节，[54]这里他们虽并列在一起，却还是章节和句子的意思。
而章句作为一个复合词出现，有剖章析句之意，随着也就成为注释者解说古籍的专用词语，这种释例也不少。比如《后汉书》文中有“（徐）防以《五经》久远，圣意难明，宜为章句，以误后学”。[55]又如《顔氏家训·勉学》文中云：“学之兴废，随世轻重。汉时贤俊，皆以一经弘圣人之道，上明天时，下该人事，用此致卿相者多矣。末俗已来不复尔，空守章句，但诵师言，施之世务，殆无一可。”[56]沈钦韩云：“章句者。经师指括其文，敷畅其义，以相教授。”[57]以上用例就是指分别章句，断其句读，以诠释文献典籍内容大义。
后来产生了许多以“章句”命名的注释文献。《汉书·艺文志》就有“（《周易》）《章句》施、孟、梁丘各二篇”“（《尚书》）《欧阳章句》三十一卷”“《公羊章句》三十八篇”“《榖梁章句》三十三篇”。[58]《隋书·经籍志》中也有“《韩诗》二十二卷（汉常山太傅韩婴、薛氏章句）”“《毛诗章句义疏》四十四卷（鲁世达撰）”“《月令章句》十二卷（汉左中郎将蔡邕撰）”[59]等。《旧唐书·经籍志》[60]中也记载了不少。
南宋朱熹的《大学章句》《中庸章句》是典型的章句体例注释作品：
《康诰》曰：“克明德。”（一）《大甲》曰：“顾諟天之明命。”（二）《帝典》曰：“克明俊德。”（三）皆自明也。（四）
《朱子章句》：（一）《康诰》，《周书》。克，能也。
（二）大，读作泰。諟，古是字。《大甲》，《商书》。顾，谓常目在之也。諟，犹此也，或曰审也。天之明命，即天之所以与我，而我之所以为德者也。常目在之，则无时不明矣。
（三）峻，《书》作俊。《帝典》，《尧典》，《虞书》。峻，大也。
（四）结所引书，皆言自明己德之意。[61]
仲尼曰：“君子中庸，小人反中庸。（一）君子之中庸也，君子而时中；小人之中庸也，小人而无忌惮也。”（二）
《朱子章句》：（一）中庸者，不偏不倚，无过不及，而平常之理，乃天命所当然，精微之极致也。唯君子为能体之，小人反是。
（二）王肃本作“小人之反中庸也”，程子亦以为然。今从之。君子之所以为中庸者，以其有君子之德，而又能随时以处中也。小人之所以反中庸者，以其有小人之心，而又无所忌惮也。盖中无定体，随时而在，是乃平常之理也。君子知其在我，故能戒谨不睹、恐惧不闻，而无时不中。小人不知有此，则肆欲妄行，而无所忌惮矣。[62]
从以上两例可以看出，所谓的章句体例作品，它们以一章为一个单元，注释放在句末，在一章之末，都有一些总结性的话语在其中。
（八）正义
“正义”一词在古籍中较早有正确、公正合理的意思，比如《荀子·正名》文中所云“正利而为谓之事，正义而为谓之行”[63]即此意。而《韩诗外传》文中所讲“耳不闻学，行无正义，迷迷然以富利为隆，是俗人也”[64]亦是这一意思。《后汉书·桓谭列传》文中指出的“陛下宜垂明听，发圣意，屏群小之曲说，述《五经》之正义，略雷同之俗语，详通人之雅谋”[65]一段，正义和曲说相对立，应该就是指正确的道理和理论。后在经史注释中有以“正义”为名的，便是正（纠正或端正）前人之义疏（或注释）的意思。
为经典注释取名为“正义”的，应是唐太宗李世民。《旧唐书·孔颖达列传》中云：
先是，与顔师古、司马才章、王恭、王琰等诸儒受诏撰定《五经》义训，凡一百八十卷，名曰《五经正义》。太宗下诏曰：“卿等博综古今，义理该洽，考前儒之异说，符圣人之幽旨，实为不朽。”[66]
撰定《五经正义》，就是为了搞一个官方认定的权威的儒家经典诠释本流传后代，以顺应大一统的政治局面。所以《周易正义》《尚书正义》《毛诗正义》《礼记正义》《春秋左传正义》五部儒家经典注释书一直流传下来，并被收录于阮元的《十三经注疏》本中。
孔颖达《五经正义》后，张守节于唐开元二十四年完成了三十卷的《史记正义》，他认为：
守节涉学三十余年，六籍九流地里苍雅锐心观採，评《史》《汉》诠众训释而作正义，郡国城邑，委曲申明，古典幽微，窃探其美，索理允惬，次旧书之旨，兼音解注，引致旁通，凡成三十卷，名曰《史记正义》。发挥膏肓之辞，思济沧溟之海，未敢侔诸秘府，冀训诂而齐流，庶贻厥子孙，世畴兹史。[67]
张守节之“正义”实则甄别众释，发挥一己之见罢了。
以《礼记正义》为例。《礼记·曲礼》云：
“敖不可长，欲不可从，志不可满，乐不可极。”郑玄注：“四者慢游之道，桀纣所以自祸。”正义曰：“此一节承上人君敬慎之道，此亦据人君恭谨节俭之事，故郑引桀、纣以证之。”孔颖达等疏云：“‘敖不可长’者，敖者矜慢在心之名，长者行教著迹之称。夫矜我慢物，中人不免，若有心而无迹，则于物无伤；若迹著而行用，则侵虐为甚。倾国亡家，必由乎此，故戒不可长。‘欲不可从’者，心所贪爱为欲，则‘饮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是也。人皆有欲，但不得从之也。‘志不可满’者，六情徧睹在心未见为志，凡人各有志意，但不可自满。故《六韬》云：‘器满则倾，志满则覆。’‘乐不可极’者，乐者天子宫县以下，皆得有乐，但主欢心，人情所不能已，当自抑止，不可极为。故《乐记》云：‘乐盈而反，以反为文。’”正义曰：“案《尚书》《史记》说纣恶甚多，不可具戴。皇氏云：‘斮朝涉之胫，剖贤人之心，是长敖也。糟丘酒池之等，是从欲也。玉杯象箸之等，是志满也。靡靡之乐，是乐极也。’桀之为恶，唯有民队涂炭，淫于妹嬉之事，虽史传不言四事，亦应俱有四者之恶，故纣焚宣室，桀放南巢。但‘天作孽，犹可违，自作孽，不可逭’，桀、纣皆自身为恶，以致灭亡，故云‘自祸’也。”[68]
此段中的“正义曰”实际上就是一个提示和进一步的论说、总结。
又如，《史记·齐太公世家》云：“吕尚盖尝穷困，年老矣，以渔钓奸周西伯。”张守节《史记正义》引《括地志》云：
兹泉水源出岐州岐山县西南凡谷。《吕氏春秋》云“太公钓于兹泉，遇文王”。郦元云“磻磎中有泉，谓之兹泉。泉水潭积，自成渊渚，即太公钓处，今人谓之凡谷。石壁深高，幽篁邃密，林泽秀阻，人迹罕及。东南隅有石室，盖太公所居也。水次有磻石可钓处，即太公垂钓之所。其投竿跪饵，两膝遗迹犹存，是有磻磎之称也。其水清泠神异，北流十二里注于渭”。《说苑》云“吕望年七十钓于渭渚，三日三夜鱼无食者，望即忿，脱其衣冠。上有农人者，古之异人，谓望曰：‘子姑复钓，必细其纶，芳其饵，徐徐而投，无令鱼骇。’望如其言，初下得鲋，次得鲤。刺鱼腹得书，书文曰‘吕望封于齐’。望知其异。”[69]
从以上一段可以得知，张守节之“正义”和其他古籍注释并无两样，只不过它更注重引用文献、地理考查而已。
（九）集解
集解，即集合各家之注为一书，亦称“集注”“集释”。三国魏何晏在其《论语注疏解经序》文中云：
前世传授师说，虽有异同，不为训解。中间为之训解，至于今多矣。所见不同，互有得失。今集诸家之善，记其姓名，有不安者颇为改易，名曰《论语集解》。
何晏的《论语集解》是我国最早使用“集解”这一名称和其形式来注释典籍的。唐孔颖达等人在其下作了详细的解说：
此叙《集解》之体例也。今谓何晏时，诸家谓孔安国、包咸、周氏、马融、郑玄、陈群、王肃、周生烈也。集此诸家所说善者而存之，示无剿说，故各记其姓名。注言“包曰”“马曰”之类是也。……“有不安者”，谓诸家之说于义有不安者也。“颇为改易”者，言诸家之善则存而不改，其不善者颇多为改易之。注首不言“包曰”“马曰”，及诸家说下言“一曰”者，皆是何氏自下己言，改易先儒者也。“名曰《论语集解》”者，何氏注解既毕，乃自题之也。杜氏注《春秋左氏传》谓之“集解”者，谓聚集经传为之作解也。此乃聚集诸家义理以解《论语》，言同而意异也。[70]
晋杜预在“立功之后，从容无事，乃耽思经籍，为《春秋左氏经传集解》”。[71]他在其《序》中认为：
古今言《左氏春秋》者多矣，今其遗文可见者十数家。大体转相祖述，进不成为错综经文以尽其变，退不守丘明之传。于丘明之传，有所不通，皆没而不说，而更肤引《公羊》《谷梁》，适足自乱。预今所以为异，专修丘明之传以释经。经之条贯，必出于传。传之义列，揔归诸凡。推变例以正褒贬，简二传而去异端，盖丘明之志也。其有疑错，则备论而阙之，以俟后贤。然刘子骏创通大义，贾景伯父子、许惠卿，皆先儒之美者也，末有颍子严者，虽浅近亦复名家，故特举刘、贾、许、颍之违，以见同异。分经之年，与传之年相附，比其义类，各随而解之，名曰《经传集解》。[72]
杜预之作“集解”，充分表现他“专修丘明之传以释经”“聚集经传为之作解”的特点。
后来作集解的还有晋代的范宁，他“以《春秋榖梁氏》未有善释，遂沈思积年，为之集解”，[73]“帅门生故吏、我兄弟子姪，研讲六籍，次及三传”，“各记其所识，并言其意”，“今撰诸子之言，各记其姓名，名曰《春秋榖梁传集解》”，[74]范宁此《集解》，“其义精审，为世所重，既而徐邈复为之注，世亦称之”。[75]
南朝宋裴駰亦有《史记集解》存世，他作集解的思路十分明确，其序文中云：
考较此书，文句不同，有多有少，莫辩其实，而世之惑者，定彼从此，是非相贸，真伪舛杂。故中散大夫东莞徐广研核众本，为作《音义》，具列异同，兼述训解，麤有所发明，而殊恨省略。聊以愚管，增演徐氏。采经传百家并先儒之说，豫是有益，悉皆抄内。删其游辞，取其要实，或义在可疑，则数家兼列。《汉书音义》称“臣瓒”者，莫知氏姓，今直云“瓒曰”。又都无姓名者，但云“汉书音义”。时见微意，有所裨补。譬嘒星之继朝阳，飞尘之集华岳。以徐为本，号曰《集解》。[76]
裴骃之《史记集解》是较早的集解注释书之一，也是最早的为史书进行集注的作品，而“采经传百家并先儒之说”“未详则阙，弗敢臆说”是其主要特点。
比如，《论语·先进》文中云：
柴也愚，（何晏注：“弟子高柴，字子羔。愚，愚直之愚。”）参也鲁，（孔曰：“鲁，钝也，曾子性迟钝。”）师也辟，（马曰：“子张才过人，失在邪辟文过。”）由也喭。（郑曰：“子路之行，失于畔喭。”）子曰：“回也，其庶乎！屡空。赐不受命，而货殖焉，亿则屡中。”（何晏注：“言回庶几圣道，虽数空匮，而乐在其中。赐不受教命，唯财货是殖，亿度是非。盖美回，所以励赐也。一曰：‘屡，犹每也。空，犹虚中也。以圣人之善道，教数子之庶几，犹不至于知道者，各内有此害。其于庶几每能虚中者，唯回怀道深远。不虚心，不能知道，子贡虽无数子之病，然亦不知道者，虽不穷理而幸中，虽非天命而偶富，亦所以不虚心也。’”）[77]
再比如，《史记·酷吏列传》文中云：
张汤者，杜人也。（《史记集解》注云：“徐广曰：‘尔时未为陵。’”）其父为长安丞，出，汤为儿守舍。还而鼠盗肉，其父怒，笞汤。汤掘窟得盗鼠及余肉，劾鼠掠治，传爰书，讯鞫论报，（《史记集解》注云：“苏林曰：‘谓传囚也。爰，易也。以此书易其辞处。鞫，穷也。’张晏曰：‘传，考证验也。爰书，自证不如此言，反受其罪，讯考三日复问之，知与前辞同不也。鞫，一吏为读状，论其报行也。’”）[78]
“集解”显然不同于其他注释，它的特点便是“集合前人之注释，或加以己意”来诠释原文。
除了上述的注释名称外，古籍注释中还出现过论、说、通、微、记、解、释、述、音、义、诠、证等一些名称。相比来讲，它们出现的频率较低，注释的内容可能有些不同，而注释的格式体例则基本与注相同，没有普遍意义，故在此不再赘述。但还有一种注释名称和体例，是本文特别强调的，那就是“图注”。
（十）图注
关于“图”字，《说文》中云：“画计难也。”徐锴随后解释云：“规画之也。”[79]《释名》云：“图，度也，画其品度也。”[80]从以上解释不难看出，它们对“图”的解释都有和其原有文字不可分割的联系，是对原文、原物的规画、品度和议论。而绘图作注和以“某某图”命名的注释文献很早就出现了，并成为人们司空见惯的一种注释体例。
1.绘图作注由来已久
对于将“图注”视为古籍注释的一种体例，有人可能不太理解或不大认同，而实际上用图作注由来已久，并呈现逐渐发展、日益增多之趋势。只是没有引起人们的注意而已。所以在这里多增加一些笔墨阐述之。
无疑，《汉书·艺文志》是我国现存最早的书目和目録学文献，我们查阅该志，就会发现其“易”一节中有《古杂》八十篇，《杂灾异》三十五篇，《神输》五篇，《图》一。“论语”一节中有“《孔子徒人图法》二卷”，“兵权谋”一节有“《吴孙子兵法》八十二篇，《图》九卷。《齐孙子》八十九篇，《图》四卷”。[81]《汉志》所记载的图作虽不多，今天基本都看不到了，但它们都应是对原书进行补充帮助和诠释的。
郑玄生在东汉末年，其所着《三礼图》不可能列在《汉书·艺文志》中，而《后汉书》又不设“艺文志”，所以他的《三礼图》只是在《隋书·经籍志》中才有了明确的记载。但无论如何，郑玄的《三礼图》为《周礼》《仪礼》《礼记》作注的意义是巨大的，影响着后世以至于今天。
《隋书·经籍志》中已经出现了不少图作。其中有《周易新图》《周易普玄图》《毛诗图》《毛诗孔子经图》《周官礼图》《丧服变除图》《丧服君臣图仪》《五服图》《丧服礼图》，郑玄《三礼图》，《周室王城明堂宗庙图》《五宗图》《月令图》《乐悬图》《论语义注图》《尔雅图》《孝经左右契图》《孝经分野图》《孝经内事图》《孝经内事星宿讲堂七十二弟子图》《文字图》《古今图杂录》《诸卫左右庙旗图样》《洛阳图》《山海经图赞》《江图》《水饰图》《隋区宇图志》《隋西域图》《钱图》《吴孙子牝牡八变阵图》《黄石公五垒图》《碁图势》《周髀图》《浑天图》《二十八宿二百八十三官图》《相宅图》《明堂孔穴图》《灵秀本草图》《黄帝明堂偃人图》《针炙图经》《治马经图》《马经孔穴图》《引气图》《道引图》等。[82]
以上《隋书·经籍志》中所记録的隋以前有关“图”的文献，它们分别都是和《易》《毛诗》《周礼》《仪礼》《礼记》《乐》《论语》《尔雅》《孝经》，及古代文字、仪注、杂传、地理、小说、兵书、天文、医方等经典原著相配合的起注释作用的绘图。但是，由于时代久远和刻印技术的限制，汉代以及汉代以前的绘图文献絶大多数我们已经看不到了。但至少是在唐代，我们仍然能够了解到还是有一些流传了下来，甚至还有新作问世。
《旧唐书·经籍志》中有《丧服天子诸侯图》《丧服图》，郑玄《三礼图》，严彭祖《春秋图》《孝经应瑞图》，郭璞《尔雅图》及其《山海经图赞》《洛阳图》《职贡图》《开元三年十道图》《剑南地图》，张衡《灵宪图》和《浑天仪》，刘徽《九章重差图》，《三阴图》《竹苑仙棋图》《杂墓图》《明堂图》《芝草图》《新修本草图》等。[83]
宋代欧阳修、宋祁撰写的《新唐书》在其《艺文志》“经部”中增加了《大衍玄图》、《毛诗草木虫鱼图》（其后附有“开成中，文宗命集贤院修撰并绘物象”等文字）、《琴声律图》。“地理类”增加较多，有《区宇图》《润州图注》《江图》，李吉甫《元和郡县图志》《诸道行程血脉图》《西域图记》等。“天文类”增有《天文横图》《孝经内记星图》《周易分野星图》；“兵书类”增有《龙武玄兵图》；“医术类”增有《药图》《本草图经》《五色傍通五藏图》。[84]
《宋史·艺文志》中有历代保存下来的书籍，但大部分还是宋代人撰写的，其中有关图作的数量大大增加，其中经部“易类”增有《易龙图》《大易源流图》《卦图》《周易先天流衍图》；“书类”又有《洪范图论》《禹贡治水图》《禹贡论图》《尚书治要图》《尚书百篇图》；“礼类”又有聂崇义《三礼图集注》，《井田王制图》《周礼图》《周礼开方图说》《仪礼图解》；“乐类”又有《乐器图》《大乐图》《琴式图》《律吕图》；“春秋类”增加了不少，有《春秋指要图》《春秋名号归一图》《春秋龟鉴图》《春秋图鉴》《春秋列国图》《世本图》《春秋兴亡图鉴》；“论语类”有《论语井田图》；“经解类”又有《授经图》《六经图》《六经图说》；“小学类”增有《辩字图》《归字图》；史部“地理类”增加不少，有《九疑山图记》《天下郡县图》《域中郡国山川图经》《黄山图经》《西南蛮夷朝贡图》《宣和奉使高丽图经》《福建地理图》《契丹疆宇图》《契丹地里图》。子部“儒家类”增有《太玄图》；“农家类”增有《古今泉货图》《耕织图》；“天文类”增有《天象图》《日行黄道图》《月行九道图》；“蓍龟类”增有《龟图》；“历算类”增有《官历刻漏图》；“兵书类”增有《握机图》《三鉴图》《占风云气图》《决战胜负图》《武侯八阵图》《武备图》《神机灵秘图》《军鉴图》《兵书气候旗势图》《水陆阵图》《教閲阵图》《握奇阵图》；“医书类”增有《黄庭五藏六府图》《芝草图》《崔氏产鉴图》《新铸铜人腧穴针炙图经》。[85]
我们发现，有宋时期已经出现了一些以“图说”“图解”命名的书籍，在经典原著文字阐述的基础上加以绘图，其作注的意图明确显现。
《明史·艺文志》仅记明朝一代之图书，所以其中之图作均为新增之书。经部“易类”有《周易图释》《易图说》；“书类”有《禹贡图注》；“礼类”有《周礼图说》《昏礼图》《乡射礼图注》《饮射图解》《三礼图》；“乐类”有《六乐图》《八音图注》；“诸经类”有《六经图全集》《六经图考》；“小学类”有《图说》《数学图诀发明》。史部“仪注类”大增，有《乡饮酒礼图式》《乘舆冕服图说》《武弁服制图说》《玄端冠服图说》《圜丘方泽总图》《圜丘方泽祭器乐器图》《太庙总图》《太庙供器祭器图》《大享殿图》《皇史宬景神等殿图》；“地理类”亦增加不少，有《增补朱思本广舆图》《职方地图》《海外舆图全说》《金陵古今图考》《贵阳图考》《九边图说》《两镇边关图说》《宣大山西诸边图》《筹海图编》《漕河图志》《岳麓书院图志》《备倭图记》；“兵书类”有《西洋火攻图说》；“天文类”有《天文图学》《测候图说》《天文地理图说》；“历数类”有《寒暑经图解》等。[86]
《清史稿·艺文志》除辑佚书之外，亦断自清代，所以大部分是明以后新增之图书。经部“易类”有《易图解》《周易蕴义图考》《读易观象图说》《易卦图说》《周易郑注爻辰图》；“书类”有《书经图说》《大云山房十二章图说》；“诗类”有《毛诗名物图说》；“礼类”有《考工记图注》《车制图考》《士昏礼对席图》《仪礼图》《庙制图考》《三礼图》；“乐类”有《笛律图注》《律吕通今图说》；“四书类”有《大学知本图说》《乡党图考》；“经总义”有《群经宫室图》《授经图》。史部“正史类”有《汉书地理志水道图说》《汉西域图考》；“地理类”有《皇朝职贡图》《历代地理沿革图》《皇朝舆地全图》《大清一统舆图》《长江图说》《黄河全图》《中国黄河经纬图》《历代黄河变迁图考》《二渠九河图考》《江苏水利图说》《海道图说》《西域图志》《汉西域图考》《帝陵图说》《浙江通志图说》《游历日本图经》《帕米尔图说》；“政书类”有《大清会典图》《皇朝礼器图式》《庙制图考》《大钱图录》。子部“儒家类”有《太极图说集注》《太极图说集释》《太极图说注解》；“兵家类”有《握奇经定本》（《图》一卷）、《礮规图说》；“农家类”有《农圃备览》《橡茧图说》；“医家类”有《本草纲目药品药目》（《图》三卷）；“天文算法类”有《新测恒星图表》《赤道南北恒星图》《赤道经纬恒星图》《勾股图解》《九章算术细草图说》《弧矢算术细草图解》《致曲术图解》；“谱录类”有《植物名实图考》《种乌桕树图说》。集部“楚辞类”有《补会离骚全图》《离骚图》。[87]
从以上明、清两部《艺文志》中新增的图作可以看出，不少书名后附有“图说”“图注”“图考”“图解”“图说集释”“图说集注”等，这就充分帮助了这些图书完全是为了帮助和补充原著的，就是对原著的全面和更深入的注释。当然我们上面所列书目，仅是针对带有“图”字的，事实上还有大量的经典原著中本身就有丰富的绘图作注的资料，这里不再涉及。
2.古今学者对绘图作注功用之论述
前文已提到，在《汉书·艺文志》中就有为《周易》《论语》《吴孙子兵法》《齐孙子》等经典作注的“图”出现，但因这些图作早已亡佚，所以我们现在不得而论。但在《隋书·经籍志》中却有“《三礼图》九卷，郑玄及后汉侍中阮谌等撰”[88]一条记载。对《三礼图》，彭林先生认为：
《三礼》中，《仪礼》一书最为难读。各种礼仪，行礼者都身穿特定的礼服，陈设复杂的器物组合，人物要在不同的建筑背景前活动。其中不少服饰、器物都难以用语言描述，宫室的构造更是如此，所以需要用图来配合。《隋书·经籍志》有郑玄所作《三礼图》九卷，此书已亡佚，但隋代犹在。但是，由于郑玄《三礼图》早佚，加之《后汉书·郑玄传》没有提到郑玄作《三礼图》之事，因此，有人认为，此书可能是郑玄的弟子所作，而托名郑玄。我们认为不能如此轻率地否定《隋书》的记载。《隋书》所记，必有所本。当是郑玄讲授《三礼》时，曾用图作为辅助，后被辑为一书，隋时尚能见到，故被录入。郑玄的《三礼图》虽然亡佚较早，但他开创了一条用图示来辅助名物训释的道路，影响很大，后世礼图之作层出不穷。[89]
显然，彭林的观点是很有说服力的。可以这样讲，无论《三礼图》的作者是谁，都否认不了《三礼图》对《周礼》《仪礼》《礼记》做进一步注释的作用，他对典籍注释的作用是划时代的、开创性的。正是在《三礼图》的带动下，用绘图作注的方法，首先在儒家经典中如雨后春笋般发展起来，繁衍壮大，后来还影响到其他领域的典籍注释中。
到了宋代，聂崇义“因取《三礼图》再加考正”，他“研求师说，耽味礼经，较于旧图，良有新意”，[90]在宋太祖赵匡胤的支持下刊刻了《新定三礼图》。正如窦仪在其序中所言：
博采《三礼》旧图，凡得六本。……遂钻研寻绎，推较相求，原始以要终，体本以正末，躬命缋素，不差毫厘，率文而行恐迷其形范，以图为正则应若宫商。[91]
该序生动地阐明了《新定三礼图》的颁行意义以及其绘图作注的作用。
南宋郑樵在其《通志》中专设一门《图谱略》，深入地论述了图与书之关系，他认为：
图，经也；书，纬也。一经一纬，相错而成文。图，植物也；书，动物也。一动一植，相须而成变化。见书不见图，闻其声不见其形；见图不见书，见其人不闻其语。图，至约也；书，至博也。即图而求易，即书而求难。[92]
他还指出：“今总天下之书，古今之学术。而条其所以为图谱之用者十有六。”它们分别是天文、地理、宫室、器用、车旗、衣裳、坛兆、都邑、城筑、田里、会计、法制、班爵、古今、名物、书。[93]
作者虽不是专门针对绘图作注而言，对图的作用似乎也有些夸大，但却实实在在地帮助了图对文字表述的重要且具体的作用，有了图就更清楚地了解所对应的文字内容。而且它所指出的十六个方面，后来也确实成为绘图做注的最主要的领域。
元袁桷在《新安程子见四书图训序》中云：
新安程子见取《论》《孟》《中庸》《大学》之书，切于吾身者析而为图，以辅翼朱子之教，抑亦使夫人知为学之叙，非字义之可尽，条分目举，必有能笃行而亲识之者，斯足以尽夫斯道之要，其勤且备可谓能矣。[94]
文中明确指出绘图作注之“辅翼”功能。
元贡师泰在其《易象图序》中指出：
清江张理仲纯读《易》而有得焉，于朱子《本义》所列九图之外，复推演为图一十有二，以明阴阳、刚柔、奇偶之象，然后动静、阖辟、往来、交互、变易、纵衡、上下，坦然明着矣。[95]
序中具体帮助绘图作注对学习研究《易经》好处是“明着”的。
清代官修《钦定仪礼义疏》文中云：
复曩从朱文公读《仪礼》，求其辞而不得，则拟为图以象之，图成而义显。凡位之先后秩序，物之轻重权衡，礼之恭逊文明，仁之忠厚恳至，义之时措咸宜，智之文理密察，精粗本末，昭然可见矣。[96]
绘图注释的作用“昭然可见”。
清代官修《钦定礼记义疏》亦云：“古《六经》皆有图，盖左图右史，所以按验而便稽考也。兹编既成，复因《礼器》《三礼》诸图之旧，损益为图，并加图说，俾穷经者了如指掌。”[97]有了图、图说，对于学习、理解儒家经典便会更明确、清楚。
皮锡瑞明确讲到：“读《仪礼》有三法：一曰分节，二曰释例，三曰绘图。得此三法，则不复苦其难。”[98]绘图成为读懂理解原文必不可少的一环。
《钦定补绘萧云从离骚全图》提到：
原书只有三闾大夫、郑詹尹、渔夫合绘之一图，《九歌》九图，《天问》五十四图。今自《离骚》篇起，至《香草》止，为补绘九十一图，共成一百五十五图。庶几图既补，亡篇无剩义云尔。[99]
绘图或为学习《离骚》之关键。
清人张守痴在《阅史津逮》“叙”中讲：
清朱约淳撰是书，以阅史不谙地理无由识其形势，乃攷订往牒，正其舛譌，各绘以图。图六十有六，首为《禹贡图》，次为《历代疆国》《历代割据图》及《省会图》《九边图》《镇番图》《镇蛮图》《漕河图》《海运图》《黄河图》《域外图》，终以《天文图》。图各有叙，详述沿革及其形势，条分胪列，经纬详明。目见耳闻，记载典核，非马迁、班固徒传闻于译史，法显、玄奘多附会于佛书者所可比也。[100]
绘图作注早已运用到地理学科领域，而朱约淳能在该书绘出六十六部地图来配合文字描述，实属极其不易，是绘图作注的典范，为閲史者提供了絶大的便利。
古今学者对绘图作注的论述是很多的，只不过还没有达到认识上的自觉和提到一定高度。但无论怎样，郑玄的《三礼图》首创绘图作注注释体例的功劳是不可磨灭的，影响并被后世所沿袭。
3.绘图注释之释例
例一：《新定三礼图·冠弁服》文中云：“田猎则冠弁服。后郑云：‘冠弁，委貌也。委，安也。服之所以安正容体也。若以色言之则曰玄冠。故《士冠礼》云：“主人玄冠、朝服、缁带、素韠。”其注云：“玄冠，委貌也。”朝服，则十五升缁布衣，素裳，白舃。养老、燕群臣亦服之。其诸侯不限畿内畿外，视朝行道皆服之。天子诸侯之卿大夫祭其庙亦皆同服之，但白屦为别。然则周之委貌，殷之章甫，夏之毋追，并用缁布为之，故有玄冠之名。三代诸侯各为朝服以行道。’”[101]
例二：《隋书·经籍志·杂传》文中就有“《山海经图赞》二卷，郭璞注”[102]的记载，所以有人认为，东晋郭璞为《山海经》作注及图赞，也有人认为今天在《山海经》中看到的绘图是后人补书的。
《山海经》文中云：“又东五百里，曰丹穴之山，其上多金玉。丹水出焉，而南流注于渤海。有鸟焉，其状如鸡，五彩而文，名曰凤皇，著文曰德，翼文曰顺，背文曰义，贋文曰仁，腹文曰信。是鸟也，饮食自然，自歌自舞，见则天下安宁。”[103]
例三：元《大东总星之图》文中云：“织女，天女也。牵牛，服驾也。启明、长庚，皆金星也，以其先日而出，故谓之启明；以其后日而入，故谓之长庚。天毕，毕星也，状如掩兔之毕也。箕、斗二宿，以夏秋之间见于南方，云北斗者，以其在箕之北也。”[104]
例四：明鲍山《野菜博录》文中云：“桔梗，一名利如，一名房图，一名白药，一名梗草，一名齐苨根。如手指大，黄白色。春生苗茎高尺余，叶似杏叶，长椭四叶，相对生。开花紫碧色，颇似牵牛花，秋后结子。根叶味辛苦，性微温，有小毒。食法：採叶煠熟，换水浸去苦味，淘洗净，油盐调食。”[105]
例五：《家山图书》文中云：“塾，《说文》‘闾，里门也’。《尔雅》曰：‘门侧之堂谓之塾。’《尚书大传》曰：‘大夫七十而致仕，老其乡里，大夫为父师，士为少师，岁事已毕，余子皆入学，距冬至四十五日始出学，传农事。上老平明坐于右塾，庶老坐于左塾，余子毕出，然后归夕亦如之。盖古者合二十五家而为之门塾，坐父师、少师于此，所以教之学也。’庠、序，《孟子》曰：‘庠者，养也。序者，射也。’乡饮酒尊两壶于房户之间，乡射尊于宾席之东。盖乡饮在庠，而庠有房室。乡射在序，而序无房室也。”[106]
其实，在浩如烟海的古籍中，还有许多有注释的文献并没有出现以上所涉及的名词俗语。有的用正文顶格、注文低一格或两格的形式出现。还有的用大字表示正文，用双排小字表示注文。而这两种中，标有着者之名的，当然是“他注”，没写著者之名的，就是我们常说的“自注”。这些因为常见亦好理解，我们也就不再赘述和举例。
二、古今学者对古籍注释名称及体例之论述
（一）古代学者之论述
梁刘勰在其《文心雕龙·论说》中云：
若夫注释为词，解散论体，杂文虽异，总会是同。若秦延君之注《尧典》，十余万字；朱普之解《尚书》，三十万言；所以通人恶烦，羞学章句。若毛公之训《诗》，安国之传《书》，郑君之释《礼》，王弼之解《易》，要约明畅，可为式矣。[107]
作者在文中较早地提出“注释”一词，并把它归结到自己的“论文”范畴里，短短的一段文字中虽使用了训、传、释、解四个不同字词，但含义应该是相同的。
唐刘知幾在其《史通》中更有《补注》一篇，专门对古籍注释进行了比较详细的论述：
昔《诗》《书》既成，而毛、孔立传。传之时义，以训诂为主，亦犹《春秋》之传，配经而行也。降及中古，始名传曰注。盖传者转也，转授于无穷；注者流也，流通而靡絶。惟此二名，其归一揆。如韩、戴、服、郑，钻仰《六经》；裴、李、应、晋，训解《三史》，开导后学，发明先义，古今传授，是为儒宗。
既而史传小书，人物杂记，若挚虞之《三辅决录》，陈寿之《季汉辅臣》，周处之《阳羡风土》，常璩之《华阳士女》，文言美辞列于章句，委曲叙事存于细书。此之注释，异夫儒士者矣。
次有好事之子，思广异闻，而才短力微，不能自达，庶凭骥尾，千里绝群，遂乃掇众史之异辞，补前书之所阙。若裴松之《三国志》，陆澄、刘昭《两汉书》，刘彤《晋纪》，刘孝标《世说》之类是也。
亦有躬为史臣，手自刊补，虽志存该博，而才阙伦叙，除烦则意有所吝，毕载则言有所妨，遂乃定彼榛楛，列为子注。若萧大圜《淮海乱离志》，杨衒之《洛阳伽蓝记》，宋孝王《关东风俗传》，王劭《齐志》之类是也。
榷其得失，求其利害，少期集注《国志》，以广承祚所遗，而喜聚异同，不加刊定，恣其击难，坐长烦芜。观其书成表献，自比蜜蜂兼采，但甘苦不分，难以味同萍实者矣。陆澄所注班史，多引司马迁之书，若此缺一言，彼增半句，皆采摘成注，标为异说，有昏耳目，难为披览。窃惟范晔之删《后汉》也，简而且周，疏而不漏，盖云备矣。而刘昭采其所捐损，以为补注，言尽非要，事皆不急。譬夫人有吐果之核，弃药之滓，而愚者乃重加捃拾，洁以登荐，持此为工，多见其无识也。孝标善于攻缪，博而且精，固以察及泉鱼，辨穷河豕。嗟乎！以峻之才识，足堪远大，而不能探赜彪、峤，纲罗班、马，方复留情于委巷小说，锐思于流俗短书；可谓劳而无功，费而无当者矣。
自兹已降，其失逾甚。若萧、杨之琐杂，王、宋之鄙碎，言殊拣金，事比鸡肋，异体同病，焉可胜言。大抵撰史加注者，或因人成事，或自我作故，记录无限，规检不存，难以成一家之格言，千载之楷则。凡诸作者，可不详之？
至若郑玄、王肃，述《五经》而各异，何休、马融，论《三传》而竞爽。欲加商榷，其流实繁。斯则义涉儒家，言非史氏，今并不书于此焉。[108]
刘知幾所作名《史通》，所以在其《补注》中以论述史部注释作品为主，这自然无可厚非。既是如此，他也提到不少注释名称，如传、注、训解、章句、子注、补注等。虽对唐以前注释文献批评指摘多，但毕竟梳理涉及了很多注释史上的重要作品，为我们分析注释体例提供了较丰富的素材。
宋洪迈《容斋随笔》中谈到《经解之名》，他认为：
晋唐至今，诸儒训释《六经》，否则自立佳名，盖各以百数，其书曰传、曰解、曰章句而已。若战国迨汉，则其名简雅。一曰故，故者通其指义也。《书》有《夏侯解故》，《诗》有《鲁故》《后氏故》《韩故》也。《毛诗故训传》，顔师古谓流俗改“故训传”为“诂”，字失真耳。小学有杜林《苍颉故》。二曰微，谓释其微指。如《春秋》有《左氏微》《铎氏微》《张氏微》《虞卿微传》。三曰通，如洼丹《易通论》名为《洼君通》，班固《白虎通》，应劭《风俗通》，唐刘知幾《史通》、韩滉《春秋通》。凡此诸书，唯《白虎通》《风俗通》仅存耳。又如郑康成作《毛诗笺》，申明其义，他书无用此字者。《论语》之学，但曰《齐论》《鲁论》《张侯论》，后来皆不然也。[109]
洪迈所说“经解之名”，当然应该指注释儒家经典之名称，文中已经提到了传、解、章句、故、诂、微、通、笺、论等，其中故、微、笺还指出其含义，和我们今人理解的基本上是一致的。所举书例大部分是符合实际的，但有些似乎有些牵强。例如作者将《史通》一书看作是一部注释书，又说“凡此诸书，唯《白虎通》《风俗通》仅存耳”，都有失偏颇。
章学诚在其《文史通义》中指出：
若夫子之作《春秋》也，笔削既具，复以微言大义口授其徒。《三传》之作，因得各据闻见，推阐经藴，于是《春秋》以明。诸子百家既着其说，亦有其徒相与守之，然后其说显于天下。
迁书自裴骃为注，固书自应劭作解，其后为之注者犹若干家，则皆阐其家学者也。
太史《自叙》之作，其自注之权与乎？明述作之本旨，见去取之从来，已似恐后人不知其所云而特笔以标之，所谓“不离古文”及“考信六艺”云云者，皆百三十篇之宗旨，或殿卷末，或冠篇端，未尝不反覆自明也。班《书》年表十篇与《地理》《艺文》二志皆自注，则又大纲细目之规矩也。其陈、范二史，尚有松之、章怀为之注。至席惠明注《秦记》，刘孝标注《世说新语》，则杂史支流，犹有子注，是六朝史学家法未亡之一验也。
刘氏《史通》，画补注之例为三条，其所谓小书人物之《三辅决录》《华阳士女》，与所谓史臣自刊之《洛阳伽蓝》《关东风俗》者，虽名为二品，实则一例，皆近世议史诸家之不可不亟复者也。惟所谓思广异闻之松之《三国》，刘昭《后汉》一条，则史家旧法，与《索隐》《正义》之流大同小异者也。
使自注之例得行，则因援引所及而得存先世藏书之大概，因以校正艺文著录之得失，是亦史法之一助也。
夫翰墨省于前而功效多于旧，孰有加于自注也哉？[110]
章学诚在其著作中并没有专门论述“注释”的篇章，但在以上的引文中还是涉及了一些相关内容。除了说到《三传》对于阐明《春秋》大义之作用外，其他都是围绕文、史两大部分进行。其中提到注释之“家学”问题、“自注”问题、“子注”问题等，还是新颖并有参考价值的。但文中讲到“太史叙例之作”是“自注之权舆”，“班《书》年表十篇与《地理》《艺文》二志皆自注”，使人不好理解。
清黄以周在其《儆季襍著五种》文中云：
汉儒注经，各守义例，故、训、传、说，体裁不同，读艺文志犹可考见。故、训者，疏通其文义也；传、说者，征引其事实也。故、训之体，取法《尔雅》；传、说之体，取法《春秋传》。[111]
黄以周文虽仅此一小段，但他明确地讲到了汉儒注经的名词俗语和“体裁”问题，对我们理解注释名词之含义和体例还是有助益的。
清沈钦韩在其《汉书疏证》开篇“顔师古注”文下云：
汉以来，传《五经》诸子，如毛、郑、薛汉、马融、赵岐、何休、高诱等，曰传、曰注、曰学、曰章句，皆以博闻，多见函雅，故通古今，不假裒集，独揭名氏，自为一家。后此，何晏于《论语》，杜预于《左氏传》，范宁于《榖梁传》，薛瓒于《史记》《汉书》，虽极研究义，既奥衍新学小生，不能独了。故高挹群言，胜于穿凿私智，然不敢自专，故曰“集解”“集注”。至杜预独没姓名，使古今莫别，犹为攘善。今顔师古亦标专注，而天文、地理，非孟康、臣瓒，无以发明；典章、方俗，非应劭、如淳，不能宣究。故《律历》《天文》《翼奉》《京房》诸篇，通无一语。齐梁以降，陆澄、萧该、姚察等，皆专门大师。洎顔氏父祖之讲习，悉没其名氏，而揜有之，非司马贞、张守节等发之，几无由知其干没矣。宋祁谓师古未见萧该《音义》，岂知彼于已布行者不能全覆，犹稍稍窜名。以李善《文选注》考之，如服虔、韦昭、张揖诸家，今《汉书》率为师古。其近者，则怀郭象、何法盛之智，已恣渔猎，偶有遗脱耳。夫崇台非一干珍裘，不一腋既藉众贤，乃标绝智以质古人，能不有愧？开卷成疻，此当首难。[112]
沈钦韩此文简约而明确，抓住了注释学发展之纲目，对我们学习和研究古籍注释很有帮助。至于对于杜预、顔师古“独没”前人名氏，“亦标专注”作法的指摘是完全正确的，要引起后人之注意。
古代学者对注释的相关论述，有的从某一方面进行，有的就某个时期而言，文字或多或少，自然也就缺少全面性，整体性，缺陷和不足难以避免。
（二）当代学者之论述
张舜徽先生在其《中国古代史籍校读法》一书中指出：
为着更好地发挥传注的作用，我们首先必须弄清楚传注的体例和流别，才能正确地、有效地去使用它。古代传注家们的写作很多，其中最主要的大约有十种。在体例上、形式上都各有不同。兹分述如下：
一、传。“传”是传述的意思。……传的起源，以此（《易大传》）为最早。后来继续这一体例从事写作的很多，在内容上又有多种多样的不同。有些是论述本事、证发经意的，如《春秋左氏传》便是；有些是阐明经中大义的，如《春秋公羊传》《榖梁传》便是；有些是依着经文逐字逐句解释的，如《毛诗诂训传》便是；有些不依经文而别自为说的，如《尚书大传》便是。此外尚有一种，如《汉书·艺文志》所言“采杂说，非本义”的写作，叫做“外传”，如《韩诗外传》之类便是。
二、说。“说”是解释的意思。……“说”的体裁，起源也很早，和经、传相辅而行。它的内容，大约是以称说大义为归宿，和那些专详名物制度的写作有所不同。
三、故。“故”字亦作“诂”，是以今言释古言的意思。
四、训。“训”也是解书的通称。
五、记。“记”是疏记的意思。……《礼记正义》说过：“记者，共撰所闻，编而录之。”“记”的功用和“传”“说”是很相近的。
六、注。“注”，取义于灌注。文义艰深，必解释而后明；犹水道阻塞，必灌注而后通。
七、解。“解”是分析的意思。汉人沿用此名，也有两种不同的称号。有的叫做“解谊”，……有的叫做“解诂”。
八、笺。“笺”是表识的意思。郑玄说《诗》，宗毛为主。如果《毛传》讲得不很明显，或太简略，郑氏便加以补充发挥，如果自己对《毛传》还有不同的见解，便记下自己的意思，不和《毛传》相杂；于是称这一写作为“笺”。
九、章句。古人所称“章句”，亦指传注言。……沈钦韩《汉书疏证》云：“章句者，经师指括其文，敷畅其义，以相教授。”……汉人赵岐疏释《孟子》，称《孟子章句》，每章末尾用韵语综括大旨，名为“章指”。
十、集解。这是荟萃众说的传注体例。……都是“集诸家之说，记其姓名；有不安者，颇为改易”。后世“集解”“集注”“集释”“集说”一类的写作，都是由此发展起来的。
以上所列举的十种体例，可以统括传注中最重要的写作。[113]
张舜徽是建国后最早论及古籍注释的学者，他在其著作中用一节的篇幅阐述“传注”问题，有着开创和指导意义。之后，有不少学者也提到了古籍注释及其体例问题。
荣孟源曾发表了《谈注解》一文，文中云：
注解起源约是《春秋》“三传”。汉代注解《五经》，起初也叫传，后来才叫注。……传与注意义相同，都是把文章加以解释，使读者容易明了。此外，还有：解、释、训、诂、故、述、说、音、笺、章句、索隐、正义、解诂、训诂、诂训等名称，书中有：作者自注，他人的注，还有给注再加注的疏和疏证、笺证等等。注解的名称多，式样也多。[114]
作者在文中列举了不少注释的名称，并将名称和式样等同起来。
张振珮在《谈注释》一文中云：
注释古文，自古迄今约有传、义、训、诂、诠、证、音、注、释、解、疏、笺等，括言之，实仅三种，一曰注，二曰疏，三曰笺。一是注。自释、解以上除传外皆为注。传是儒家转授往圣经旨，传示来者，……义亦专用作传授往圣微言大义，后有正义、引义之作，实近于疏。训、诂重在释义，诠、证则具言事理，而证又或涉及考据，音、注、释、解，其为注体甚是明显，不过各异其词而已。次言疏。是就古注疏通其义，或曰义疏。……三曰笺。汉末郑玄据毛苌诗传，发明毛义，自命曰笺，笺体始行于世。……后之笺记积而成帙，仍同于注。……后人遂以笺探其引文典故出处，使笺有别于注。……近人有就某一著作会注、集注者，搜集旧注必求齐备，而录入新编可视其价值及影响，作详略不同的处理。[115]
作者将古籍注释归结为三种类型：注、疏、笺，有其见地。
汪耀楠在其所着的《注释学纲要》“注释异名释名”一节中指出：
古籍注释中有传、说、解、诂与故、训、故训与训诂、笺、诠、订、校、证、考、术、微、义、疏、音（音义）、章句等名称。
就“注释的种类”问题，作者指出：
我们可以从三个方面来考虑划分注释书的类型：按注释内容可以分为：文字注释类、章句类、义理类、综合类。按注释性质可以分为：首注自为类、补述类、辨证类、校订类、纂集类。按注释的知识量可以分为：简注类、详注类、集注类。[116]
作者从注释内容、注释性质、知识量来区分类型，似将问题复杂化。
董洪利在其著作《古籍的阐释》中认为，古籍注释的体式常见的有：
一、集注。顾名思义就是集众家之说而为之注。二、注疏。注疏体是古籍注释一种常见的形式，就是对前人注释所作的疏解。三、字注加串讲。它是注释中最基本、最常见的形式，就是在注释中包括字词解释和句意、段意的解释。四、考据性注释。它是指以考据为主要内容的注释。五、校注。就是校勘加注释。六、评注。就是注释之外再加上不同角度的评论。七、译注。就是注释加翻译。[117]
该文前三种涉及了体例，但后四种又从注释内容谈起了。
黄永年在其著作《古籍整理概论》“古籍旧注的沿革及体式”一节中提到：
战国时代，前此为官府专有的《诗》《书》《礼》《易》《春秋》等经典，到了儒家手里就给予种种哲理化的讲解，用文字写出来就叫“传”也叫“说”。……西汉中后期，尤其到了东汉、魏、晋时期，对原先的经、传又纷纷作注释。注释的名目很多，流传到今天的就有“传”“解诂”“笺”“注”“集解”。这些都是对前此的经、传所作的逐句逐字的解释，除标明集解的一般是汇集前人的注解再加上自己的见解外，并不因名称不同而注释的体式有所不同。……南北朝时，又出现一种新的注释体式，叫做“疏”，也叫做“讲疏”“义疏”“述义”等等。都是一个含义，是对原先的注再作解释，同时还直接对经、传的正文作解释，简单地说就是对经和注的解释。……受经传注疏之学的影响，对子部、史部中比较著名的书也先后有人作注释。一般都只是注。……当时只有一种注有些特色，即前面提到过的刘宋时裴松之给《三国志》作的注，梁刘孝标给《世说新语》作的注，以及北魏郦道元的《水经注》，他们都是汇集有关史料给正文作注，而对正文本身则很少作一般的解释。……这种汇集史料作注叫“合本子注”。……此外，还有运用史料和掌故，有时还加上注者本人的见闻，专给诗文注本事的，一般不叫“注”而叫“笺”，和郑玄笺《毛诗》之“笺”名同而实异。[118]
黄先生文中概括了古籍注释的发展史，他说到的“流传到今天的就有‘传’‘解诂’‘笺’‘注’‘集解’”等的观点是可以借鉴的。
刘琳、吴洪泽所着《古籍整理学》也有一章谈到“古籍注释”，其中第一节即讲到“注释的名称和类型”。书中指出：“前代的注释有很多种名称，不同的名称往往表示不同的注释体例，但也有名异而实同的。”而且还列举了一些主要的名称：
传，古人把解释经义的书称之为传，传是传述的意思，解说经义以传示后人；说，即述说其义；解，即解释；诂、故，诂与故通，都是从“古”得义，重在字句的训诂；训，实际上与诂意思相近；注，“注”字的本义为灌注，引申为注释，由于“注”字之义可以涵盖注释的多种体例，因此后代注释之书以“注”为称的最多；笺，意即标志，其若今之书签，上面可以写上简单的注释、心得之类的文字；章句，这是对古书逐句逐章详加解释的一种体例，不但注解难懂的词语，而且串讲句意，并在每章之末总括此章的大旨；疏，疏通文意，有的不但释经，而且释旧注，以“义疏”为多，后又有“正义”出现；音义，即注音释义。[119]
作者关于“注”“章句”“疏”的论述更加切近体例的内涵。
许凌云在其《读史入门》一书中有《注解》一节，文中认为：
先秦古籍流传到汉代，很多人已经不能完全读懂了，于是一些儒生便专门为先秦古书做注解工作，他们分章析句，对先秦的经书都作过一番解释，这就是汉代的章句之学。到了后来，两汉的注解也成了使人费解的东西，要读懂古籍，先要读懂汉人为古书作的注解，于是不仅要解释古籍原文，还要给前人的注解加以注解，这就是“注疏”。南北朝时期“义疏”之学大盛，它的特点是“引取众说，以示广闻”，它的体例很近于“集解”。这类著作，颇为繁杂，客观上需要一种较为简约划一的本子，为众人所从，因而在唐初便出现了“正义”。所谓“正义”，即是“正前人之疏义，奉诏更裁，定名曰正义”。其精神实质，便是对旧注加以引申发明，也就是为旧注作注。所谓“义疏”，就是疏解经义。“疏解”，便是疏通旧注。这种“义疏”的作品，在当时，官修的称为“正义”，私修的，便称为“疏”。
作者还指出：
流传至今的旧注名目繁多，含义也稍有不同，大体说来，可析为三类：一是传注类，细分之，又有传、说、训、诂、记、注、解、笺等名称。总之，无论是传、说、训、诂，还是记、注、笺、解，它们之间并无多少区别，都可称为注。另一种是集解类，所谓“集解”，顾名思义，系指荟萃诸家注解，而汇为一书的传注体例。后来有“集解”“集注”“集释”“集说”等名目，都是从这一体例而来。三是义疏类，这是既要注疏原文又要注释古注的一种体例，有注又有疏。
作者还指出，如果从古书注解的内容来看，则可分为注音、释义、释事、校勘、评论几个方面。[120]作者总结的三类，实即注（传注）、集解、疏（注疏）。
当代学者对古籍注释名称及其体例的论述，由于出发点、切入点不同，都有各自的根据和结论，但文字内容清楚易懂，所以本文在这里便不作评述。但总结、概括每人的观点，有走向一致的趋势。
三、古籍注释体例之种类
（ 一）何谓体例
什么叫体例，《辞源》释云：“体例，编写格式。”[121]《汉语大词典》将体例定义为“著作的编写格式；文章的组织形式”。[122]《辞海》的表述比较详细：“体例，著作的编写规范格式。用以保证书稿的规格整齐和内容层次分明。”[123]以上是汉语三大工具书对“体例”一词的解释，虽有一些文字上的多少和细微的差别，但都一致认定：体例就是著作的编写格式。就此我们认为，古今学者中有一些人对古籍注释体例的认识和看法有偏差，我们不能以一个注释名词俗语就定一种体例，也不能就注释的具体内容来确定什么体例，而是必须将其注释内容和编写格式（也就是他的表现形式）结合起来，来确定和区分其注释体例。通过本文以上对注释名词俗语的解释以及所举实例和翻阅大量古籍注释文献，我们借鉴前人的一些结论和成果，借用古籍注释中古人惯用的名称，将古籍注释体例归纳为以下五种。
（二）古籍注释体例实为五种
1.注。直接注释原文句子中的文字、词义，包括了读音、语法、地理、名物、典章制度等，有的还评说、议论，甚或补充资料、增加史实。总之认为需要注释的就加以注释了，形式上看直接了当，即断即注。正如前文许凌云所讲“无论是传、说、训、诂，还是记、注、笺、解，它们之间并无多少区别，都可以称为注”。正文之外，用低一格或两格表示注文以及“自注”的，都属于这一类。
2.疏。它建立在“注”的基础上，不仅对原文作注，而且对“注”文进行疏通，是对原文及旧注作进一步的解释、阐述和发挥的，所谓的义疏、注疏、疏证均包括在内。其表现形式即“原文+注+疏”。
3.章句。章句这种体例，其注文不割断句子，它总是在句子之末加注，先解释原文中的文字词义等，再解释全句句意，而后在一章前或一章后阐述、概括整个章节大意或在全文中所起的作用。
4.集解。或叫“集注”“汇释”等。它将前人对文本注释的不同见解按一定的方式（或依时代先后，或依观点区别）集中起来加以注释，有的还表示作者本人的观点，有的并不表态，只是罗列，让读者自己分析。形式上看，它必须是两种以上注释文字的汇集。
5.图注。用绘图的方式直观地解释描绘原文，特别是对比较复杂的事物，用语言文字表达不清的，都可以用绘图的形式出现，它是对原文或旧注的补充帮助，会使人对原文或旧注的理解更准确、更全面。
综上所述，基于对古籍注释名词俗语和体例的古文献的解释，又通过许多释例的阐述和分析，按照内容和表现形式相统一的原则，我们认为古籍注释体例实际应为五种，它应该包括了古今注释的所有实际面貌。本文希望能对今后古籍注释起到一个铺路石或抛砖引玉的作用，使古籍注释更科学化、规范化。
在大力弘扬传统文化的当今，我们更应该重视和加强对古籍注释的科学认识和宏观把控，出更多的古籍注释精品，以造福于子孙后代和伟大的中华民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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